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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和同开珎”

厦门网    2017-02-13 15:41

 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。唐朝第一种货币“开元通宝”钱的铸行和使用,在我国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作为唐朝的主要货币,它曾承担着其他货币无可比拟的流通任务,也影响了中国千余年间钱币的形制、钱文模式等。在“开元通宝”钱的成功铸行下,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货币体系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确保了东亚乃至东南亚部分地区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的稳定。“和同开珎”是日本奈良王朝天皇和铜元年仿效中国唐代“开元通宝”钱铸造的货币,作为日本最早铸行的法定货币,名列日本货币史之首。然而有关“和同开珎”钱文的释义,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尚有不同的见解。就这一问题,考古学家孙机先生近日特撰写专稿。本刊刊发此文,既为析疑匡谬,也是向老一辈学者端正、严谨的学术态度致敬。新年伊始,与读者共勉。

我国古代铜币曾被谐称为“孔方兄”,指的是方孔圆钱。这种钱出现于战国时期,其形制为秦半两和汉五铢所承袭。但当时中亚、西亚多使用无孔的银币,贵霜—萨珊式银币的流通范围甚至波及我国新疆地区。不过西方银币上的图纹为打压而成,这是从希腊钱币那里接受下来的工艺传统。所以尽管币面上的国王像或神像很精致,却必须一枚一枚地加工,遂使造币的规模受到制约。而我国的方孔铜钱是铸造的。特别是汉代发明了叠铸法,即将多枚范片叠合起来组装成套,从共用的浇口中灌注金属液,这样一次就能得到许多铸件。如西安郭家村新莽烘范窑遗址中出土的叠铸范,每套一次可铸铜钱184枚。

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,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,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。因此与西方之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,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。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,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,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之特点的产物。比如于阗的“汉佉二体钱”,圆形,无孔,钱面为汉字“六铢钱”,当中为其族徽;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,当中为驼纹(见图)。它虽然是铜钱,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,并不是铸出的。再晚些,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了带方孔的“汉龟二体钱”,则接近中原货币。唐时,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,正面与唐“开元通宝”无殊,只在钱幕标出族徽(见图)。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不仅奉唐之正朔,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。

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,由于与西方距离遥远,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。比如日本,这里原来不产铜,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,乃称其铜为“和铜”(日本铜),年号也随之改为“和铜”(708—715年)。有了铜,日本开始铸钱,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“和同开珎”四字。“和同”即“和铜”。吐鲁番所出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“同钱”,那里的“同”也是“铜”字的简写,可与“和同”相参证。这种钱无论形制、尺寸和钱文,均模仿唐朝的“开元通宝”(见图),特别是那个“开”字,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(见图)。“和同开珎”四字的书体颇美观,不过由于其中的“同”是个简化字,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“寳”字被简化成“珎”,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;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。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,五枚“和同开珎”钱曾引起注意。《文物》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“和同开珍”。因为在章草中“珍”字可以这样写,故释文不为无据。然而比照钱币史,此说却是讲不通的。

释“开珎”为“开宝”,笔画匀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。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,日本铸造的“皇朝十二钱”,钱文无例外地都叫某某“宝”,如“万年通宝”“隆平永宝”“富寿神宝”“承和昌宝”“乾元大宝”等。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,习用宋钱。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“宽永通宝”,仍称之为“宝”。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“珍”的钱。可是学术界过去常绕开这个问题,对此钱钱文的命意存而不论;“珎”字在书刊中照原样摹写。

近年我国学者或将“开”字训开始,表示日本这时开始铸钱。但无论是“开宝”或“开珍”,解释成开始铸钱均不无滞碍。上文说过,日本古钱皆以“宝”字为称,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“通宝”“重宝”“元宝”“泉宝”等名目中学来,而唐钱并没有称“珍”的。不仅如此,由于唐钱中“开元通宝”行世最久,影响最大,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。它在日本曾被简称“开钱”,“开宝”亦同此谊。也就是说,在这里“开元通宝”,尤其是简化了的“开宝”的叫法,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。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“神功开宝”吗?其上之“寳”字未曾简化,清清楚楚,无可置疑。它与“和同开宝”一样,都叫“开宝”。也就是说,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“开钱”。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。于日本钱问世之初,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:那就是唐钱。所以从形制到名号,只有唯唐钱是瞻了

[责任编辑:周雪荧   来源:人民日报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