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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样读《三国志》

厦门网    2017-09-21 10:27

 

沈伯俊 《 中华读书报 》( 2017年07月26日  08 版)

  《三国志》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。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并称为“前四史”。应该指出的是,《后汉书》尽管所记历史在三国时期之前,却是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所撰,比陈寿撰《三国志》晚一百余年;因此,在二十四史中,《三国志》乃是继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后的第三部。正如《晋书·陈寿传》所论:“丘明既没,班、马迭兴,奋鸿笔于西京,骋直辞于东观。自斯以降,分明竞爽,可以继明先典者,陈寿得之乎?”

  一、陈寿其人其书

  陈寿(233~297),字承祚,巴西郡安汉县(今四川南充)人。其父曾为蜀汉将领,任马谡参军。由于马谡败军街亭,损兵折将,被诸葛亮斩首,陈寿之父也受到惩罚。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。他曾师事著名学者谯周,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、散骑黄门侍郎。炎兴元年(263),蜀汉被曹魏所灭。此时陈寿三十一岁,正是年富力强之时。两年以后,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,建立西晋王朝。陈寿居家数年后,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,举为孝廉,历任著作郎、平阳侯相、治书侍御史等职。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(274)编成《诸葛亮集》二十四篇。

  太康元年(280),西晋灭吴,统一全国。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收集整理魏、蜀、吴三国史料,并参考在他之前写成的一些史书,如王沈的《魏书》、鱼豢的《魏略》、韦昭的《吴书》等,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,撰成《三国志》六十五卷,包括《魏书》三十卷、《蜀书》十五卷、《吴书》二十卷,分述魏、蜀、吴三国事迹。

  陈寿仕途坎坷,屡遭挫折;但他好学不倦,尤长史学,先后著有《益部耆旧传》十篇、《古国志》五十篇和《三国志》。仅凭《三国志》这一部书,他就足以跻身中国古代杰出史学家之列而不朽了。

  二、阅读《三国志》,应该特别注意其以下特点。

  第一,平视三国的史识。在篇章规格上,《三国志》是有区别的:书中魏国君主均立为《纪》,而刘蜀、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,立为《传》。这是因为陈寿身为晋臣,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,为了维护其合法性,陈寿不得不将魏国置于首要地位。长期以来,很多人据此认为陈寿是以曹魏为“正统”,是“帝魏寇蜀”。然而,细加辨析,此说并不确切。首先,从书名来看。陈寿没有为了突出曹魏的“正统”而将全书取名《魏书》,而是称作《三国志》。仅此便可看出,陈寿并未把曹魏视为唯一合法的“正统”而把刘蜀、孙吴视为“僭伪”;他实际上是把魏、蜀、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,并未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、吴。其次,对三国的创业之君,陈寿一视同仁,没有片面地褒美颂扬一方,随意贬低甚至丑化另两方。试比较对曹操、刘备的评价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篇末“评曰:汉末天下大乱,雄豪并起,而袁绍虎视四州,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演谋,鞭挞宇内,揽申、商之法术,该韩、白之奇策,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;矫情任算,不念旧恶。终能总御皇机,克成洪业者,惟其明略最优也。抑可谓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矣。”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篇末“评曰:先主之弘毅宽厚,知人待士,盖有高祖之风,英雄之器焉。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,而心神无贰,诚君臣之至公,古今之盛轨也。机权干略,不逮魏武,是以基宇亦狭。然折而不挠,终不为下者,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,非唯竞利,且以避害云尔。”可以说,曹操才能强于刘备,成就大于刘备,但品格却并不高于刘备,他们是两个家世、经历、性格、作风明显不同的杰出英雄;而在感情上,陈寿似乎更欣赏刘备。再次,除了君主以外,三国众多人物,只有刘蜀的诸葛亮、孙吴的陆逊是单独立传;曹魏方面,竟无一人。这一点,也可见出陈寿秉持“天下”眼光,平等看待三国的卓越史识。

  第二,公允持平的史德。从总体上看,陈寿记载三国历史,态度比较公允持平,基本上能够秉笔直书。最典型的例证是对诸葛亮的评价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篇末“评曰:诸葛亮之为相国也,抚百姓,示仪轨,约官职,从权制,开诚心,布公道……终于邦域之内,咸畏而爱之,刑政虽峻而无怨者,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。可谓识治之良才,管(仲)、萧(何)之亚匹矣。然连年动众,未能成功,盖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欤!”过去一些人由于末句中的“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”八字,指责陈寿因为诸葛亮惩罚过自己父亲,挟带私嫌,故意贬低诸葛亮。这种指责,实在站不住脚。如上所述,为诸葛亮单独立传,已经把诸葛亮置于三国顶级英杰的地位。而且细读整个《诸葛亮传》,陈寿满怀仰慕之情,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,誉之为“识治之良才,管(仲)、萧(何)之亚匹”,可谓推崇备至。至于“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”,只是指出客观事实,并非刻意贬低。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,在同时史家中,罕有其匹。

  第三,严谨简约的史才。《三国志》取材谨严,文笔简洁,以不到40万字的篇幅,概述汉末三国百年风云、众多人物,表现出很高的驾驭材料、谋篇布局的才能。这一点,也颇得好评。

  总之,《三国志》的成就超出同时及以后其他诸家关于三国史事的著作,历来享有“良史”的美名。

  当然,《三国志》也有不足之处。从体例来看,全书只有纪、传而没有志,是一个较大的缺陷。从记事来看,其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,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,有的语焉不详,有的甚至遗漏。例如,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,陈寿的记载就显然够不上完整全面,有关材料分散于《魏书·武帝纪》《蜀书·先主传》《诸葛亮传》《吴书·吴主传》《周瑜传》《鲁肃传》等不同人物的《纪》《传》中,每一篇的记载都相当简略。从曹、刘、孙三方领袖的本传来看,不仅记载过于简略,而且存在明显的矛盾。其一,在这场战役中,曹操的主要对手是谁?《魏书·武帝纪》说是“公自江陵征备……至赤壁,与备战”,竟完全不提孙权方面;《蜀书·先主传》和《吴书·吴主传》则说是孙刘联军。其二,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《武帝纪》说是“与备战,不利。于是大疫,吏士多死者,乃引军还”,根本不提“火烧”二字;《先主传》则说是孙刘联军“与曹公战于赤壁,大破之,焚其舟船”;《吴主传》记载相近,却漏掉“焚其舟船”一语。仅凭这三篇纪传,读者很难看出一场规模宏大、影响深远的战役的全貌。相对而言,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记载了诸葛亮出使江东,智激孙权,促成孙刘联盟建立的过程;《吴书·鲁肃传》记载了鲁肃建议孙权联合刘备,共拒曹操,反对投降,建议从鄱阳召回周瑜等事;《周瑜传》则记载了周瑜反对降曹,坚定孙权取胜信心,率军直抵赤壁,采纳黄盖之计,火烧曹军等事:它们比之上述三篇纪传,提供了更多的史料。然而,它们的记载仍有不够一致的缺陷。因此,如果仅看《三国志》正文,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就显得不够具体,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。

  三、怎样读裴松之注

  努力弥补《三国志》之不足的,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另一位杰出史学家裴松之。

  裴松之(372~451),字世期,河东闻喜(今属山西)人。宋文帝因为《三国志》过于简略,命他作注。他广泛搜集资料,于元嘉六年(429)写成《三国志注》(简称“裴注”)。文帝对此十分赏识,称赞道:“此为不朽矣。”

  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,不重名物训诂,而主要致力于史实的订补与考辨。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,主要是补充缺漏,记载异说,矫正谬误,辨明是非,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,极大地弥补了《三国志》之不足,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、生动性和多样性,往往能够以事见人,情趣盎然。例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说曹操“少机警,有权数,而任侠放荡,不治行业”,却没有具体事例;裴松之在注中便引《曹瞒传》中关于曹操“装病诬叔”的记载予以补充,使曹操的“有权数”“放荡”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。《武帝纪》记曹操年轻时,太尉桥玄很赏识他,对他说:“天下将乱,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,能安之者,其在君乎!”这是对曹操的正面肯定和极高期望;裴松之注中又引孙盛《异同杂语》的记载:“尝问许子将(即许劭):‘我何如人?’子将不答。固问之,子将曰:‘子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。’太祖大笑。”这又是对曹操的能力和品格的更深刻的评价,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曹操。前面提到的赤壁之战,裴注引用《江表传》等有关记载,大大丰富了史料,为后来《资治通鉴》排比取舍,顺次叙述这一重大战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,这些注文更是弥足珍贵。

  因此,《三国志》与裴注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依据。

  这里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:

  其一,裴松之注中引述的材料,并非都是史实,更非他都赞同;其中一部分,“若乃纰谬显然,言不附理,则随违矫正,以惩其妄”。例如,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记载“三顾茅庐”和“隆中对策”后,裴注引鱼豢所撰《魏略》,说刘备屯驻樊城时,诸葛亮主动“北行见备”,向其献策,“备由此知亮有英略,乃以上客礼之”。对此,裴松之辩驳道:“臣松之以为亮表云‘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顾臣於草庐之中,谘臣以当世之事’,则非亮先诣备,明矣。虽闻见异辞,各生彼此,然乖背至是,亦良为可怪。”这里说得非常清楚:“三顾茅庐”是明明白白的史实,决非诸葛亮“北行见备”,“登门自荐”,《魏略》的记载是错误的。如果不注意裴注的体例和原则,就可能断章取义,导致错误的结论。

  其二,长期以来,很多人,包括许多专家学者,都误以为裴注比陈寿原书的字数多得多。甚至权威的中华书局排印本《三国志》(陈乃乾校点)的《出版说明》也说:“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”。其实,这是宋代以来的无稽之谈,相沿已久,积非成是。据吴金华教授统计,陈寿《三国志》共三十六万六千余字,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共三十二万二千余字,陈《志》比裴《注》多出四万余字。希望大家纠正这个错误印象,不要再以讹传讹了。

[责任编辑:周雪荧   来源:中华读书报 ]